每一个学习和研究者都是基于宪法文本开始自己的宪法故事和宪法叙事，它是纪实而非虚构和假设的。

三是立法权受宪法拘束。要将法治建设与中国政治设计的特点结合起来，将法治建设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宏观体系之中，全局规划，协同作用。

理论上，基于分权理论，各国家机关都有依据职权行使权力的空间。规范之所以是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就是由于，并且只能是由于它已根据特定的规则被创造出来。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中国的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特色需要总结。坚持人权理念，还要重视司法过程中的人权保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有效的人权司法救济制度。

再次，谁必须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谁有权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应该是有备案审查权的有关组织，根据宪法是指县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立法实施宪法尚需加强立法过程中的宪法考量。他反对亚当斯和联邦党人的许多政策，但他上任之后，改变了很多过去的看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继承了联邦党人的做法，包括运用联邦的权力购买新的领土，为未来美国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地理基础。

比如说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Whisky Rebellion)，即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人拒绝缴纳联邦政府征收的税，进行武装反抗，与谢斯反叛的情形相似。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伍德教授写到，华盛顿在写信、发言和做事方面十分慎重，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不希望留下任何污点。第一宪政秩序实施的时候，遇到很多此前未曾碰到过的、棘手的问题，如果是其他人来执政，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亚当斯、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都属于Founding Fathers，这一共同身份(或者说分享的身份)使他们之间的权力过渡比较顺利、平稳。前面提到的四位总统，都是建国者一代人。

你可以说，从政治风格和政治行为学来讲，安德鲁•杰克逊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种断裂，一种转型。杰克逊也自认为代表了新型的总统，是一个代表普通人(commoners)的总统，这是不是平民总统说法的来历?他认为美国政治不需要贵族传统，也不应该由精英来掌控，如果国家政治的核心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与权利，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判断力，就可以去担任官员和评判是非，不需要有高贵的血统或渊博的知识，政治应该开放给大众。所以，这些国父的第一个特点是shared responsibility或shared faith;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很现实(practical)，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所以杰克逊的当选是政党政治有效运作的结果，而此刻的以动员基层民众参与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与早期的以大佬名望意志为主导的政党政治有了很大、很关键的区别。

他走得更远，大张旗鼓地开辟了另一个先例，即分赃制或分肥制(spoil system)，就是一个在政党和党工的辅助下竞选成功的总统或官员，应该把公职的职位首先分配给为他的成功当选出力的人。亚当斯对秩序的强调、对英美关系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独善其身，继承了华盛顿离任演讲的忠告之一，不要卷入欧洲事务。邦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所通过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州遇到内乱，邦联政府也无法予以帮助。像华盛顿，他非常注意自己作为领袖人物的公众形象。

但经过汉密尔顿的斡旋，杰斐逊作为民主共和党人最终得以当选，总统职位从联邦党人亚当斯手中转移到杰斐逊手中，两人或两党之间有一个权力过渡，这个过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因此这被称为1800年革命，不流血的革命。他们是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有两种价值观在博弈，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强调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和保护，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的公共性，强调政治参与者必须要拥有美德(virtue)。

他在制宪会议上讲话不多，但制宪会议由他来主持，代表了革命和制宪之间的连续性，所以他成为两个建国进程的最有力的联接者，能够稳定政局。这次采访的主题是美国总统与美国宪政，但又不限于此。

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军队的总司令，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而且在建国初期代表美国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担任使节。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儿子。因为他们是同一代人，分享同质的政治文化，优缺点也可以互补，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执政群体，政策是不同的，但精神上和原则上却有某种潜在的连续性。这几位总统可以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稳定宪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澎湃新闻：美国宪政讲究三权分立，作为行政权的代表，总统是怎么产生的? 王希：为什么会产生总统，总统是怎么产生的，这就得追溯到独立战争后的邦联时代。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patriots (爱国者)。

而杰克逊没有什么家族政治的渊源，他是一个Self-made Man，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参加围剿土著印度安人的战争而建立功勋，从联邦议员、田纳西州的官员做起，一步一步走上来。【编者按】《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迄今有三个版本(2000年初版、2005年修订版、2014年12月增订版)，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当时有四五个人参加总统竞选，来自同一个党，没有一个人得到民选票的多数，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举总统，结果昆西·亚当斯得到众议院的多数票而当选，杰克逊非常懊恼，感到这种做法不公平。这四位总统在政见上可以说都有差异，对如何构建未来的美国有不同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维系美国的生存。

这时适逢民主党在经历重组和改造。他们和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领导人——至少门罗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领导人。

门罗也是革命的参加者，与杰斐逊关系很好。在这一点上，杰克逊与国父那一代人不同，他通过实践把民主的理念带入到竞选政治中。从思想的原创性来讲，华盛顿不如杰斐逊等人，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但他作为领袖的威望和风格，非他人所能及。第二，杰克逊的当选是一种新政治(即组织化的政党政治)运作的结果。

当时华盛顿是总统，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他们就坚决主张派兵镇压内乱。但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总统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新式的总统。

后面的总统，尤其是安德鲁·杰克逊当政之后，就缺乏这种可被称为同代性的东西。1828年的总统竞选，民主党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维护州权的口号，搭建了竞选班子，而且做了大量基层动员工作。

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新型总统，直到今天，分赃制在美国各级政治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迹。比如说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但这两个人在政见上是非常不同的，时常为早期的经济发展方略发生争执，虽然华盛顿更倾向于汉密尔顿的观点，但他的威望能够压住杰斐逊，不至于导致第一届政府失败。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界定国父，值得讨论。patriot这个词在当时美国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从奴隶制和州权，直到最近关于如何在‘反恐战争中求取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平衡的辩论，美国历史的所有核心议题都是在宪法框架下进行讨论的。作为总统，华盛顿的最为关键的举措是，他能够平衡建国者内部的不同利益。

他们之后是詹姆斯·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比如说，1786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谢斯反叛(西部农场主的武装抗议活动)，该州要求邦联政府动员军队来镇压内乱，但国会没有这样的权威，即使有权威，它的命令也没有一个总执法官来执行，这种情形对当时邦联政府的有效运作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在一个政治充满任意性的时代，精英分子内部的共享的(shared)政治风格和行为会发挥稳健的作用。在联邦政府的权限方面，他的立场前后有一个转变。

美国历史学家伍德(Gordon S. Wood)曾经写过一本书，叫Revolutionary Characters(《革命气质》)，里面讨论了几位建国者的政治性格和素质，提到他们的个性不同，风格不同，但都是18世纪后期欧洲和美洲启蒙时代的产物。我觉得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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